中国的身份转变：

从原籍国到目的地国

在世界近代史上，中国一直是移民的主要来源国之一，移民迁出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 据联合国人口司测算，2019年我国（我国关税境内，不含港澳台）移民人数已达1073万人，其中旅居香港的人数为257万人。和澳门。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对外交往的增加，近二十年来在华外国人数量也持续增加。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在我国居住的外籍人口达到59.4万人。 据联合国人口司测算，我国外籍居民人数已从2000年的49.2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72万人，比2010年存量增长21%。

如何解释这一变化？ 从美国地理学家泽林斯基的“流动转型理论”来看，一个国家现代化初期，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较大，因此人口不断增加。 很多地方移民到其他国家，只有少数外籍人口迁入。随着经济增长和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部分外籍人士选择回国，国内市场也会吸引一批外籍人士。外来务工人员、迁出人口和迁出人口将逐渐达到平衡。 当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向外移民人数减少，移民人数相应增加。 该国人口呈现净移民状态。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移民输出国向移民国家转变的过程中。 2015年至2017年，美国盖洛普研究公司进行的一项全球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全球约有900万人希望移民到中国。 但如果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移民能够实现他们的移民愿望，中国人口将减少5%，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将减少15%，年轻人口将减少8%。 潜在移民分布的不对称性意味着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人口净迁出状态。

因此盖洛普移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是向世界输出移民的主要国家，同时更多的外来人口也会流入中国，这是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的正常现象。 然而，目前我国的外国人居民不足80万。 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百万级别的外国人口与其国际地位不相称。

即使不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传统移民国家相比，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2019年也有515万外国移民居住。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但两国吸收的移民少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欧洲国家，且移民政策相对保守。 即便如此，日本仍有250万外国人居住，而拥有5000万人口的韩国也有116万外国人居住。

正如国际贸易和投资一样，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交流的需要。 发达国家欢迎来自中国的高技能人才，发展中国家向中国农民工开放劳动力市场，中国也希望吸引海外企业家、商人、专家和员工，服务快速增长的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 目前，来华外国人主要包括四类群体：留学生、外资企业员工、普通企业工人、在各类机构任职的外国专家以及少量难民和非法移民。 正处于流动转型期的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移民制度，并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不时调整移民政策。

一度被热议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规定，是中国现行移民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草案的发布，表明我国出入境政策正在调整和完善，以适应客观环境和发展需要的变化。 移民政策改革为何引发国内舆论如此巨大争议？ 如何应对这些争议背后亟待解决的社会文化建设问题？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移民政策改革：

国际竞争与人才话语

我国移民制度已经探索和发展了十多年。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移民是指在移民国获得永久居留身份的外籍人口，因为美国的移民签证是绿色的，这种永久居留身份俗称“绿卡”。 2004年颁布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移民法（以下简称《办法》），因为对申请者的要求非常高。 此后十年，只有5000多人获得“中国绿卡”。

2016年，公安部发布《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规定（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在说明中指出，草案“条件更加宽松、程序更加简单、并充分展示恩惠”。 或许是因为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较晚，永久居留草案并未成为正式法律。 直到四年后的2020年2月底，司法部才发布《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草案》）草案，明确突出就业移民和投资移民法规，为高端人才和投资者开通绿卡通道。

条例草案的发布，是我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的最新举措。 近二十年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都倾向于向高技能移民开放，尤其欢迎信息产业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专业人士。 2015年，超过40%的联合国成员国和三分之二的经合组织成员国承诺增加技术移民数量。 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也效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政策。 此类政策不仅是为了缓解国家人才短缺问题，也是为了应对现实或想象中的“人才大战”。

为了便利外国人才进出中国，吸引高端人才落户，中央确实有必要修改永久居留规定。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宣称“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是吸引外国人永久居留的重要手段”。服务外国人来华创业投资、工作、生活”。 《意见》解释了制定永久居留条件的理由：“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人才竞争的加剧，迫切需要以更加主动、开放、自信、灵活、务实的态度，营造更加有利的开放环境。 ”。

在《意见》的政策指导下，《条例》草案放松了此前的严格规定，降低了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门槛，开辟了绿卡的其他通道。

尽管如此，新规则仍高于美国以就业为基础的移民标准。 美国基于职业技能的绿卡项目包括高中、高中和初中三类。 第三类只需要本科学历。 即使是劳动力短缺行业的非技术工人也有机会获得绿卡。

根据我国《规定》意见稿，在华外籍员工根据学历获得永久居留资格：具有博士学位或国际知名大学毕业的，仍须在华工作满三年； 学历、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三至六倍，在华实际居住时间不低于一至四年（视行业和地区而定）。 条例草案中申请人的选择性介于美国第一类和第二类绿卡项目之间，或者介于英国五级就业移民体系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

如果《规定》实施，有多少符合条件的在华外国人可以申请“中国绿卡”？

2018年，美国政府向近8万名第一类和第二类就业移民申请人发放了绿卡。 考虑到美国是全球人才最集中的国家，中国不可能超过这个数字。

2010年，约10%的在华外国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 假设后期这个比例保持不变，预计2019年拥有高级学位的外籍居民约为7.2万人。如果其中四分之一符合《条例》的要求——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估计，外籍人士数量在中国有资格申请“中国绿卡”的人不足2万人。 如果假设其中三分之一打算申请“中国绿卡”，那么申请人数只有6000人左右。

总体而言，中国对全球人才移民的吸引力远不如美国，而且移民门槛仍然设置得很高，因此不可能实现吸引大量外国人才来华定居的目标。

一些中国民众担心，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会为家人申请永久居留身份，随家人移居中国，导致外国人口激增。 《条例》第十七条针对的是基于家庭团聚的移民申请。 它规定，只有配偶、未成年子女和年迈父母才能获得永久居留权，并且配偶还必须在结婚后与伴侣在中国共同生活五年。 累计居留不少于九个月。 在美国，家庭移民的范围可以扩大到成年子女，而且对配偶的居住期限没有要求。 即使大量外国人试图通过这些狭窄的渠道挤入中国，《条例》意见稿第七条也设置了总量控制的安全阀：“国家建立对外国人入境的定期评估和调整机制。外国人永久居留政策。必要时，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国人永久居留资格实行配额审批制度。”

条例修改争议：

身份意识反映转型焦虑

考虑到我国仍在扩大来华留学人数，且对短期外籍人员没有配额限制，且《条例》意见稿仅对此前的政策稍有松动，中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规划切实打通外来人口入境通道。 然而，《条例》的意见稿却遭遇了决策者意想不到的舆论浪潮。 意见稿发布后，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在国内近年来出台的法律法规中并不多见。

相当多的批评集中在外国人口的“超国民待遇”上。 华东理工大学黄玉琴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问卷调查发现，57%的受访者认为在华外国人享受超国民待遇，特别是在奖学金、医疗和政府服务方面，而只有5%的人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的待遇比本国居民差。

此外，相当数量的外籍人口居住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如果拥有永久居留权，对于渴望在大城市定居的中国公民来说是不公平的。 另外，由于外籍移民不受计划生育的限制，很容易给人造成外国人有特权的印象。 最具争议的是，一些永久申请者原本是中国人，后来通过移民成为“外国人”盖洛普移民，而他们的孩子因为外国人身份更有可能进入国内名校。 这一现象也激怒了那些无法获得一线城市教育资源的非本地户籍人员。

与上述担忧的预期相反，《条例》的修改实际上并没有给予外国人更多的特权或者引进大量的外国人居民。 一方面，按照《条例》意见稿设定的标准，符合申请“中国绿卡”资格的外国人并不多； 结构和主导文化也不具有全球影响力。

但由于外国人大多居住在中国各大城市的繁华地段，一些外国人聚居地也随之形成，如北京的韩国城、上海的日本侨民区、义乌的“中东街”等。浙江. 在这些地区，各种肤色的外籍居民成为一道显着的城市景观，很容易给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误认为已经有大量的外籍人口居住在我国。

以非洲在华团体为例，很多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数量已经达到数十万。 也有网友表示“黑人很快就会成为中国的第57个民族”。

黄玉琴团队通过研究还发现，国内公众极大高估了在华非洲人的数量，将其列为仅次于亚洲移民的第二位。 国内媒体经常援引一项统计数据称，广州已经有“20万非洲人”，以至于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不得不回应称，这纯粹是误会。 据中山大学李志刚等人采访，2008年左右居住在广州的黑人总数只有1.5万至2万。

另据实地调查，2013年，广州40%的非洲人是非法居留者。 即使算上这一群体，在广州的非洲人也不会超过四万。 2020年4月，广州市公安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2019年底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仅有13652人。

由于排斥在华非洲人，一些网民对中非通婚感到担忧。 该条例草案允许与中国公民结婚的配偶获得永久居留权，这引起了一些人对非洲人通过这一渠道移民到中国的担忧。

事实上，非洲人和中国公民在中国通婚的情况很少见。 根据北京、上海、广州等不同时期的调查研究，跨国婚姻主要发生在中国女性与欧洲、美国、日本男性之间，与非洲男性的涉外婚姻仅占涉外婚姻的极小部分。相关婚姻。 既然在华非洲人数量很少，与中国女性通婚的案例也很少，为何仍引发舆论攻击？

早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就被迫进入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从一个自以为是的中华帝国转变为一个边缘民族国家。 知识分子对其他种族的反应是防御性的。

如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上升，这种身份焦虑发生了新的变化。 如今的中国虽然与清末积贫积弱不同，但处于变革时期的社会很容易产生身份困惑和焦虑：什么是“中国”？ 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什么？ 中国将走向何方？ 如何参与全球治理？ 这些问题在思想界和民间不断争论，形成集体身份困惑和焦虑，并投射到种族意识中。

总体而言，中国公众并不排斥外国移民。 黄玉琴团队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生活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外国人来华丰富了文化生活，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 《条例》意见稿的滥用很可能来自遭遇身份危机的中国公民群体。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没有和外国人接触，但他们却以此来发泄情绪。 《条例》意见稿引发的批评浪潮，与其说是针对预期的政策效果，不如说反映了部分中国民众对中国发展变化的焦虑。

成为“中国人”：

经济理性与文化标准

美国等移民国家的政策演变可以追溯到18世纪，其他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也有数百年的历史。 这些国家的移民制度成熟，服务于各种战略考量和价值诉求，拥有多种获取永久居留资格的渠道。 例如，美国的移民签证有四个类别：家庭移民、就业移民、难民和多重项目。 。 相比之下，中国的移民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政策目标相对单一，主要服务于国家层面的人力资源和招商引资。

中国现行的移民制度有两个看似矛盾的特点。 一方面，中国对非移民签证的管理相对宽松。 例如，短期工作签证（Z签证）没有总上限。 《外国人在华就业管理条例》仅要求用人单位在“国内暂时缺乏合适人选”的岗位上聘用外籍人员，且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 这些规定原则上不能有效保护国内人才的就业机会。 为此，我国出入境管理部门可以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做法，进行劳动力市场测试，要求雇主支付给外籍员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同类职业的通行工资标准（工资）。区，减少外来劳动力对当地劳动力的影响。 市场震荡。

另一方面，中国对移民签证的管理非常严格，只有高端人才和大投资者才能轻松获得“中国绿卡”。 为了参与国际人才竞争，《条例》意见稿略微放宽了绿卡准入标准。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所说，中国的治理体系具有“强国”的特征，这一特征也体现在中国当前的人才战略中。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才引进政策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计划性。 政府不仅规定了人才的标准，也决定了人才的待遇。

然而，这种服务于人才战略的移民制度可能会产生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国家的人才标准可能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需求，那些有潜力的人才不容易留在国内。 如今，马斯克已经成为美国新一代移民企业家的代表，但他在美国创业时，还没有获得硕士学位。 根据中国现行的移民政策，知名人才可以获得永久居留身份，而像马斯克这样的潜力人才可能必须离开中国才能取得成功。

二是基于人才战略的移民政策更加注重国际认可的“人才”，而不是不同文化的“人”。 人才确实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但又不仅仅是生产要素。 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曾说过：“我们想要劳动力，但人们来了。” 外劳来到中国是为了经济目的，也是为中国经济服务，但存在种族和文化差异。 用中文（表达。 移民意味着部分外国人成为中国社会的永久成员，也可能引发民族、文化、政策层面的摩擦甚至冲突。 随着绿卡申请标准放宽后中国移民数量的增加，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加紧迫。 白皮肤或黑皮肤的“外国人”能否融入中国文化共同体，共同建设这个社会？

一些已经获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正在促使我们去了解一下。 例如，美国篮球运动员马布里来到中国时已经33岁，并获得“中国绿卡”。 虽然他的中文说得很少，但他有限的中文词汇包括“在一起”和“哥们”。 他将篮球视为一项与中国队友和球迷共同分享的事业，因此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用马布里的话说：“他们（中国人）把我当作他们自己的一员。”

有趣的是，作为一名非裔篮球运动员，马布里能被中国人视为自己人，并不是因为他符合中国的“文化标准”，而是因为他效力的北京队获得了全国联赛冠军。 冠军，他的篮球技术被中国人认可，属于一项来自西方的运动。

马伯里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超越经济理性、探讨外国移民与中国文化特征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中国历史上的强盛王朝都曾经欢迎周边国家的人移民，并以开放的心态任用其中的优秀人才。 例如，唐朝制定了针对外国人的法律，将外国人称为“华外人”，即中华文明之外的人。 然而，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并没有向外扩张，不像那些有殖民经历的欧洲国家愿意接纳外来种族成员。

考虑到拉美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讨论了美国的民族性格，指出清教徒殖民者塑造的主流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威胁。 无论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中国面临的移民问题远没有美国严重。 然而，移民政策和相关舆论也触及了文化价值观的深层次问题，迫使政治家和学者思考“什么是中国人”。

随着中国逐渐从来源国转变为目的国，将会有更多的外国人来到这个国家生活。 中国选择性地向外国移民敞开大门，不仅可以聘用高技能人才，也适合吸收外国文化的养分。 与此同时，中国将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人口构成，以及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和身份政治。 国家移民制度的构建不能仅仅基于经济理性，还需要融入文化考量。 移民将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将因此更加了解自己。

苦树富里

库叔叔的捐书活动一直在进行中！ 磨铁书黑天鹅为热心读者提供了库叔25本《偏见》。 作者对偏见如何渗透到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各个角落进行了及时而详尽的调查，提供了改革的例子以及日常参与追求对每个人都更加公平的世界的建议。 请在文章下评论，点赞数前3名（50以上）即可免费获得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