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澳大利亚在欧洲大陆移民政策的背景

在澳大利亚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口不足一直是困扰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主要问题。 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经济萧条和对移民竞争的恐惧，澳大利亚的移民数量相对较少国际移民政策研究，移民来源也相对单一。 “这些移民几乎都是英国人，他们在 20 年代的经济衰退中逃离了英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澳大利亚移民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战后，澳大利亚面临着加强国防和重建国家的艰巨任务。 面对本国人口自然增长缓慢以及来自英国的移民数量不断减少，澳大利亚需要扩大移民来源来解决人口严重短缺的问题。 因此，在尽可能保持“白澳大利亚”初衷的同时，将移民来源从不列颠群岛扩大到欧洲大陆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政府希望通过实施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移民计划，基本解决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急需的人口问题，同时通过限制有色人种移民来维护白人主流社会的基础。

国家安全需要大量人口

1945年8月，前联邦总理FM福特表示：“澳大利亚拥有超过300万平方英里（约76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只有750万人口。” 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人。 此外，“1947 年 6 月的人口普查显示，在过去 14 年里，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了不到 1%”。 因此，大量增加人口的要求一直是国家公共话语的主要话题。 二战让人口问题更加凸显，特别是澳大利亚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经历，以及战后亚洲局势的巨大变化，让澳大利亚认识到增加人口的重要性，特别是增加人口对于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战后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特别是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进一步强化了澳大利亚人的安全意识。 由于人口基数较小，其自然增长预计较慢，移民是短期内快速增加人口的有效手段。 因此，在战后初期，人口增长一度被视为加强国防的根本。

经济扩张需要大量劳动力

二战期间，澳大利亚本土未被占领，因而成为盟军的主要补给地之一，其工业空前扩张。 战后国际移民政策研究，这些扩大的原材料生产等产业进一步繁荣发展，并持续了近30年。 劳动力的不断增加成为产业扩张的保证。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发现，为了确保国家安全，有必要通过工业化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来增强经济实力。

因此，早在1942年12月，战后建设部就从劳动和国民服役部中分离出来，成立了四大规划机构，对战后的住房建设、农业发展、工业发展以及水利电力等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全面规划和安排，并大规模增加政府对雪山水电工程等社会福利和国家发展项目的投资。 这些建设项目都需要劳动力。 此外，战后澳大利亚人在战争期间被压抑的消费需求被重新激活，刺激了消费品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中西部地区土地等待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 这一切都表明，澳大利亚在战后进入了社会发展和经济扩张的新时期，各行各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

外资制造业加剧了劳动力供需矛盾。 1947 年 10 月 15 日，卡尔威尔在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澳大利亚的未来当然取决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国防原因已经被提及，但也许更紧迫的原因是为我们不断发展的工业提供人力。我相信我们需要比现在多 20 万名工人。努力吸引移民到澳大利亚是我的任务。” 可见，澳大利亚希望通过大规模移民来缓解经济扩张的紧迫性。

社会发展需要人口资源

人口是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 在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存在重要相互依存关系的情况下，人口过多会增加社会发展的负担，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社会资源的短缺，不利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同样，人口不足不仅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利于人类的繁衍和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 与幅员辽阔的澳大利亚大陆相比，1947年的人口只有757.9万，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更重要的是，移民的到来，使得作为城乡桥梁的郊区甚至小城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这些地方更适合首次移民。 这样，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澳大利亚社会形成了中心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中小城市（镇）迅速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城乡一体化局面。

英国移民数量无法满足需求

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民族是从英国民族衍生出来的一个以高加索人为主体的新民族，具有明显的种族团结特征和英国特色。 直到二战结束，“澳大利亚人经常庆祝他们的国家99%是英国人，它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神话的一部分。” 尽管二战给那些梦想只能依靠祖国英国来保护自己的澳大利亚人敲响了警钟，但此时的澳大利亚仍然很难摆脱压倒性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民族本性和心理特征。 1947年的统计显示，澳大利亚89.7%的民族结构是盎格鲁-凯尔特人，8.6%是欧洲人。 很多人对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的理解只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英国臣民”。 1946年11月，卡尔威尔还在强调：“我希望每有一个外国移民，就有10个英国人到来。”

因为无论是建设基础设施，还是发展经济、促进社会发展，都离不开人力资源。 然而，战后劳动力严重短缺不仅是一个政治、军事和安全问题，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移民被视为获得战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便捷且无痛的手段”。

2. 战后澳大利亚大陆移民政策评估

战后新的移民政策基本解决了澳大利亚的人口问题，移民目标也基本实现。 在此过程中，“国民移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确定移民来源地，制定吸引移民的优惠政策，积极与移民原籍国接触并签订协议，这些都保证了移民数量的持续增长。 澳大利亚政府努力将国家塑造成“移民之国”，为移民提供经济援助，帮助移民解决就业、住房等问题，并制定相应政策，保证移民享受社会福利。 澳大利亚政府在实施欧洲大陆移民政策的过程中，并没有摆脱“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影响。 东欧难民和南欧移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仍然被拒绝。 但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以适应现实需要，这实际上造成了“白澳”政策的逐渐松动。

“国民移民”发挥重要作用

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改变了战前的移民形式，从移民自发行为转变为政府行为。 联邦政府意识到移民是否充足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因此于1945年成立了移民部专门解决移民问题。 国家制定移民目标，调整移民政策，改变接受移民标准，与移民原籍国签署协议。 联邦政府主导着移民政策制定到实施过程的各个方面。

“国民移民”是战后初期澳大利亚移民目标基本实现的最大贡献者。 他控制着欧洲大陆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认识到仅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无法满足国家需求，政府积极拓展渠道，继续在新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新移民目标的实现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国民移民”的做法也给澳大利亚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 政府更多地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眼前需求，而缺乏考虑长期的社会和人口后果，久而久之，造成了移民人口的异常年龄和性别结构。

种族主义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

将移民原籍地区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是英国移民数量不足时的最佳选择，也是澳大利亚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欧洲大陆移民政策实施过程中，种族主义即“白澳”意识形态始终影响着移民来源地的选择。 由于政策需要不时调整，“白澳”政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战后澳大利亚大规模接收的第一批东欧移民是通过政治审查的难民。 澳大利亚在接收他们时，人为地设定了一些所谓的“正常”标准，比如难民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 并非所有人口都被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难民是一个世界性现象。 亚洲是澳大利亚的近邻。 甚至来自亚洲的移民也被拒绝。 显然，来自亚洲的难民被接纳的可能性更小。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澳大利亚在大规模接纳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移民的同时，却有意识地驱逐滞留在那里的亚洲或太平洋岛国居民。

“白澳”政策其实正在逐渐松动

战后，国际国内压力共同将“白澳”政策的接力棒从前台推到了后台。 国内人口压力促使移民政策调整步伐。 移民的重要性改变了人们对移民的态度，传统的种族主义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新概念打破了“白澳”政策的理论基础。 战争期间，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顽固地奉行种族主义政策的人是法西斯分子，是人民的敌人。 人们思想的这种变化，是推动“白澳”政策改革的思想因素。

1975 年的种族歧视法案标志着白澳大利亚政策理论上的终结。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澳大利亚并没有完全失去种族主义萌芽的土壤。 在大多数澳大利亚白人的民族情感中，种族主义尚未完全消除。 “白澳”政策仍在以变态的形式顽固地延续着，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再度抬头。 后来“汉森主义”的出现，是“白澳”政策兴起的重要体现。 这说明，影响澳大利亚半个多世纪的“白澳”政策在理论上已被废除，但在一定的情况下、在合适的土壤下，它可能会像小丑一样短暂地出现。

三、结论

截至1966年，澳大利亚人口达到1155万，比1947年增加了397万，其中三分之一来自欧洲大陆。 而且在人口自然增长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仍然有不少移民所生的孩子。 因此，唐纳德·菲利普斯 ( ) 和杰米·休斯顿 (Jamie ) 指出，“自 1788 年欧洲人定居以来，移民一直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一个主要因素”。 无疑，战后欧洲移民政策的实施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移民（及其后代）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历史和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承担改变澳大利亚历史和社会的重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