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活跃在我国南北的主要有十个商帮：晋商帮、徽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闽商帮。 、洞庭商帮、江油商帮。 商帮，龙游商帮。 虽然学术界对于“十大商业帮派”还存在争论，因为实际上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其他非常有活力的商业团体和商业实践，但这十大商业帮派确实在中国的商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的国家。 很有地位。

江油商帮所到之处，都会修建万寿宫，使万寿宫成为商帮的标志。 图为南昌万寿宫。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十大商帮之一的“江油商帮”。

历史上的“江油商帮”，其实就是赣商。 据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熙《日录杂说》记载：“江东曰江左，江西曰江右。盖自江北望，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边。” 江油商帮统治中国工商业九百多年，涌现出一大批实力雄厚的瓷商、茶商、粮商、布商、药商、盐商。我国古代最强大的商帮之一。

盛于唐宋，盛于明清

江西商人的商业行为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散见于各种物资之中。

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歌手向富商丈夫诉苦“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到浮梁买茶”。 诗中的浮梁在江西东北部。 浮梁盛产一瓷二茶。 举世闻名的景德镇，曾属浮梁县。 唐代时，浮梁已是茶叶集散地。 除了白居易的诗之外，敦煌遗书《茶酒论》有“浮梁歙州会昌移民办，万国来求”的美誉，也可佐证。

南宋王建武的《长江风土记》也记载了浮梁人在江、浙、湖广等地的经商活动。 为了利益……大者采树叶为茶，砍木为纸，砍土为器，销往京湖、吴越、越国，为国家谋取利益。 。 说明当时的浮梁不仅生产茶叶、瓷器，还发达造纸、纺织等工业。

不仅浮梁，江西其他地方在唐宋时期也有商业和手工业。 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叔叔曾树清多次到饶州景德镇收购瓷器，销往淮北地区。

过去，人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如果说当时是赶上盛唐、商业繁荣的宋朝的话，那么江西四通八达的水路给赣商的崛起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地理因素。 自唐代起，江西就形成了以鄱阳湖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络。 以鄱阳湖为中心，从鄱阳湖至赣江，可至蓟州，再至干州，从赣江入其支流沅水，可至沅州（今宜春）； 入晋江，可至云州（今高安）； 入府河，可至福州；入府河，可至福州。 入信江，逆流而上至忻州（今上饶）； 入饶河，可至饶州（今鄱阳）及其重镇浮梁。 唐末五朝时期，江西腹地与周边地区的交通已水陆交通相通。 江西交通中心鄱阳湖与周边地区交通便利。

然而，江油商人真正兴起并闻名全国，却是在明清时期。 明代人徐世璞在著作中特别提到，当时江西人的经营范围已达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东、江苏、陕西、山西等十多个省区。 、四川、云南、贵州、广西。

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商帮不同，江油商人的“遍地开花”或多或少是被动的。 从元末明初到整个明朝和清初，江西人口大规模迁往湖广等地区，史称“江西填湖广”。 有资料推测，元末明初江西移民湖南占湖南总人口的26.2%； 湖北元末明初有近百万移民，江西移民约占70万。 之所以“江西填湖湖”，是因为江西人口多，耕地少，而湖泊幅员辽阔，人烟稀少。 直接原因是朝廷的威逼利诱，以及江西的重赋赋役。

这些江西移民中，不乏“以一技之长，经营四方”的手工业者，以及“行销四方”的商人。 团体。 除了移民，还有不少江西人没有脱离国籍，选择外出经商。 明代王士兴有过一句著名的概括：“江（西）、浙（江）、闽（闽），人口稠密，地窄，不足以为中原一省。因此，如果没有本事，就不能说话，不出去，就卖不出本事，尤其是在河的右边……”难怪有民间这样说。明清时期湖广地区有句谚语：“没有江西人就没有市场”。

与其他商帮一样，诚信是江油商人的经商之道。

几乎与“江西填湖广”同时，明清时期也有“湖广填四川”的说法。 江西移民有的在湖广地区停留并永久停留，有的则继续前进，前往四川、贵州、云南等地。 此后数百年，江油商人的足迹几乎走遍全国。

除了两湖、广东、广西、西南边陲之外，江西商人在江、浙、闽、豫，乃至京城也十分活跃。 市场上的很多商品都来自江西或者江西人。 例如，全国各地开中药店的商人十之八九出自江西的樟树，故有“药不足樟树”、“药不灵药”之说。樟树”。 江西商人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仅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经济和国民经济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明清时期。

工农业经济繁荣

江油商人的经营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江西得天独厚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作为后盾。 早在唐宋时期，江西的农业经济就已相当发达，这为工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前提和保障，特别是瓷器、采矿、纺织、木材、造纸、茶叶等行业，为工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前提和保障。更是值得称赞的。

首先，茶叶采摘加工是江西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项目。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淮南、两浙、京湖、福建等产茶州有三十七州六军，江南有十州五军，居首位。 江南十州五军中，属江西的有江、饶、辛、洪、抚、郓、袁启州及临江、建昌、南康军。 一共十个，占了三分之二。 江西几乎没有不产茶的地县。 据《宋徽要集稿食货二十九二号》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各州产茶数量达江西463万余斤，约占全省茶叶产量的26%。合计1781万斤，居全国第一。 茶叶产量超过百万斤的有7个州，其中以隆兴州（洪州）最多，产量超过281万斤。

陶瓷产业是江西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江西瓷业的发展体现在以瓷都景德镇为首的一批瓷窑登上历史舞台。 江西瓷窑主要分布在景德镇、浮梁、饶州、永和、庐陵、吉州、乐平、饶州、南丰、福州、宁都、赣州、江州等地。 仅景德镇就有瓷窑300多个。 当时，瓷器的烧制生产、琉璃的创作与仿制、瓷器雕刻绘画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飞跃，使瓷器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门类，受到外商的广泛追捧。

此外，江西采矿、冶炼生产正处于鼎盛时期，各地开采的矿产种类丰富。 鄱阳、德兴、浮梁、贵溪、南康、福州金矿，南丰、德兴、饶州、前山，益阳、贵溪、赣县、于都、瑞金、大余银矿； 前山、德兴、益阳、大余、南康、瑞金、吉安铜矿； 赣州、余干、鄱阳、德兴、乐平、潜山、益阳、玉山、贵溪、分宜、安福、万安、吉水、吉安、泰和、永新、新建、进贤、上犹、德安、德化等宁都、会昌、南康、大余、上犹、南康铁矿，前山、大余、宁都等锡矿。

铜铁产量的高，使得铜铁钱币铸造业也十分发达。 北宋元丰年间，饶州永平铸造了61.5万官，江州广宁铸造了34万官。 两人共铸造95.5万贯，占全国506万贯的18.9%。 江西人张嘉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写出了《浸铜要义》一书，是有关冶炼技术最早的记载之一。

江西的纺织业也值得称道，尤其是丝织、麻织。 各地都产麻织布，如江州的格布、洪州的格布、袁州的白苎麻和格布、福州的格布、蓟州的格布和白苎麻、赣州的白苎麻、南安军的麻布等。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行业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合同买家。 宋代，福州有一位布商，名叫陈泰。 每年年初，他向崇仁、乐安、锦西、蓟州等县的织布工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织造资金； 这些地方要求出售亚麻布。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各地就有“周主”、“嘉首”作为代理人，帮助陈泰放钱、收布。 该方法可为现代农业提供参考。

由于江西森林茂密，能提供优质材料，造船业已成为江西的重要产业。 此外，赣江、鄱阳湖等极为便利的水运也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 唐代，江西洪州（今南昌）、饶州（今鄱阳）、江州（今九江）已成为中国造船中心。 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描写“船满水，青鸟黄龙之舟……渔船”。歌声晚了，响彻穷彭蠡之岸”，足见江西舟船之盛。

为了满足水运的需要，宋朝在洪、吉、黔、江等州设立了造船厂。 北宋真宗时期，各地共建造船舶2634艘，其中江西山集、黔州两地船舶数量达1130艘，约占总数的43%，居全国之首。国家。 南宋时期会昌移民办，洪、吉、干等造船厂共建造船舶千余艘。 其他如福州、江州也有造船厂。

宋代江西造船业极为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先进。 当时江西的造船、修船业已开始使用码头，并首先采用下水滑道的方法。 与其他地方造船厂建造的船舶相比，“江西制造”的船体越来越高大，结构更加坚固合理，航海工具更加完善，装饰更加华丽。 尤其是使用指南针进行航海，开辟了全球航海的历史新纪元，将宋代的经济、商业、对外贸易推向了中国古代的顶峰。

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独虞侯马定远在江西主持制造马船100艘，全部装有可拆卸桨，平时可作为渡船使用，发生战争时可以变成战舰。 俗称“马船”。 由此可见，当时的造船技术已经非常先进。

据《江西通史》记载：宋代弓小，底呈“V”字形，易于破浪； 体平宽，体高，吃水深，在横风下仍稳重； 结构坚固，船体设有密封舱室，增强安全性； 底板和侧板分别采用双层或三重板结构； 船上桅帆较多，便于利用多方位风力； 大船上有小船，紧急情况下可用于救生救援； 每艘船上都有大大小小的两个锚以及探水设备……这些特点非常适合远洋航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航海的发展。

由盛转衰的内外部因素

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江油商人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为先”、“利出于义”的观点。 意大利商人利玛窦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江油商人会赊账。 比如，万安县商人严志祥就有这样一句家训：我勤俭持家，没有给你们这一代留下温饱。 官名声望是外在之物，而忠厚之心只能捕捉，宜勉励之。

在经营过程中，江油商人大多以诚待人，讲究信誉。 因此，一些江油商人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东乡县商人陈登英。 自云贵岭南至婺城，皆有庞大设施，旅游汇聚，信用往来，无不以灯影为主导。 当时云贵汉乡聚集者数百人，灯影亦聚集。 当地商业领袖。

明代以来，随着江油商人大量移居海外，各地商业组织逐渐发展和繁荣。 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万寿宫。 万寿宫供奉的是徐逊，又名“徐真君”，出生于东晋，生前为治理赣江水患做出了重要贡献。 相传他在南昌西山得道成仙，成为道教重要流派——景明派的始祖。 他倡导的“忠、孝、正、慎、宽、容”的精神，成为江西商人所崇尚的信仰，并由此发展成为一种重信的商业美德。

许逊去世后，当地邻居和孙子为了纪念他，在他的故居立了“许仙祠”，南北朝时改称“右卫观”。 历经多个朝代，宫中香火不断。 明清时期，江西经济发达。 经营瓷器、茶叶、米、木材、丝绸的赣商走遍全国，在全国各地修建万寿宫。 常有江西人聚居的万寿宫。

万寿宫是江西商人的标志性建筑，是江西会馆的代名词。 是侨居江西人聚会、宴饮、祭祀的场所，也是商人、官员、文人雅士议事、赞助的场所。 据统计，明代北京约有会馆41个，其中江西有14个，占34%，居各省之首。

江油商帮由于人数众多、业务范围广、渗透力强，对唐宋至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此，湖广地区有“没有江西人就没有市场”的说法； 直到鸦片战争后，江油商帮才逐渐衰落。

对于江油商帮衰落的原因，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总的来说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环境。 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国内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沿海地区直接受益于开放的影响，经济快速发展。 作为“黄金水道”的内河地位迅速下降。 另外，随着京汉、粤汉、津浦等铁路的建成，特别是“五港通商”后，水运改陆运，河运改海运，南北交通变更为河北、河南两湖及江苏、安徽、山东。 消除陆地和海上运输的盲点。 交通拥堵和经济衰退使得江西在接受新思想、新经济模式方面更加保守，因而一次次错失发展机遇，最终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商业地位。

如果说上述原因是外部因素，那么内部因素也同样存在。 江油商帮整体规模虽大，但都是由小商贩组成的。 没有“红顶”官商领袖的保护，他们缺乏强势地位，很容易受到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挤压。 一系列江油商人通过“禁市”、“官营”、“入股”、“强捐”、“摊派”、“征税”等手段，屡屡亏损，难以获得更大发展。 另一个原因是，江油商人在地方官员、家村和个人道德观念的压力下，频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修建祠堂、赈灾、办学、架桥修路、捐赠粮食和援助等。这固然有利于江西的人文环境建设，但也影响了其经营和再生产的投资。

此外，江油商人的崛起和繁荣都是建立在移民浪潮的基础上的。 这些背井离乡的商人在当地生活一段时间后，娶妻生子，逐渐被同化。 相反，他们成为了当地商人团伙的成员。 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江油商帮的衰落。 （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