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成大事者必有理论支撑，也就是说，理论往往是行动的先导（当然，任何理论从本质上都是来源于基于特定目的实践活动，这是认识循环的另一阶段，在这个循环往复，大趋势基本螺旋向上的过程中，两者互为前置，但对未来的实践而言，基于过去实践总结和归纳的理论一定是前置的）。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基于实践的科学、客观的理论推演过程往往被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难觅其踪，为了让大众更容易理解，理论常常被披上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或靓丽或醒目或玄幻的外衣。

如陈胜与吴广共谋起事，说得是：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对待群众时，却这么做：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陈涉世家，史记）。

从事经济活动之余不忘笼络社会人士的刘秀，起事前经过了如下谋划：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光武帝纪第一，后汉书）。

韩山童和刘福通的起事，尽管谋划甚久，多有铺垫，但一开始还是出了岔子：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之武安（顺帝本纪四十二，元史）。

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前朝往事，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理论诠释的重要性，诠释目的的明确导向是理论可以发挥指导实践作用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说，理论诠释的目的往往是实践活动取得何种成效的决定性限制条件。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无产阶级可以用其来解放世界，解救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兄弟；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其来维护自身的统治或攫取超额利润；地主阶级、手工业主也可以用其来延缓自身不可避免的发展颓势，获得一定地喘息之机；极端个人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可以基于个人私利将其错误诠释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具体行为。这是理论的客观性，也就是理论的真理性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这是真理的独有特性之一。

具体到中国革命的实践历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新中国，无限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自诩为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教条主义者没有认清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诠释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以张国焘、叶青（任卓宣）为代表的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基于个人利益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付诸实践的结果，只能将自己置于孤家寡人的境地。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理论的诠释与诠释的目的是理论付诸实践的不可回避的关键环节，错误的诠释，基于非无产阶级目的的诠释都会将我们的实践活动引入歧途，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但如果据此质疑理论的真理性和适用性，只会在错误的道路线上滑得更远，让事业遭受新的、更大地损失。对比新时代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中国与苏东剧变后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其中缘由一目了然。